rvv 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
但也有论文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风险管理与提高盈利水平，对银行的风险取决于基础资产和交易结构的设定。从规模上看，2015年的发行量已经列为世界各国的第二位。
总之，本文从监管角度谈论了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一些担忧。当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信息数据披露机制，缺乏信息共享系统。通过非标转标将非标产品转换成标准产品，提升了银行名义资本充足率，但如果资产本身没有出表，银行实际风险并没有改变。但在2013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要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之后，资产证券化发展异常迅速。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3月期 进入专题： 资产证券化 监管 。
对于投资人来说，缺乏信息数据的获取，就无法有足够的信心来投资产品。但事实上，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资产集中度，相比美国同类产品，要高得多。对全球化新格局缺乏理解，常使人怀疑目前的政策是否估计到其跨越国界的多种反馈效应。
最近世界贸易组织几次发出警告，保护主义的风险正在积聚。在这方面，存在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样调整，国家福利制度怎样安排，城市化进程怎样推进，中等收入者阶层怎样扩大，产权和劳动者的权益怎样得到保护，金融制度怎样进行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设计。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一些有技能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当地创业，但是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特别是严重缺乏小额信贷，创业成果是否具有市场需求更存在不确定性。
主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试图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激活实体经济，通过实体经济的复苏稳定投资者预期和资本市场。对任何外向型经济体来说，出口大幅下滑从来都是经济出现拐点的重要信号，更形象地说，近20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都是从海运港口开始的。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增长目标是内生变量，也是外生变量，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特点和调整所需要时间决定的。从金融危机全面显现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仅有几个月的时间，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政府采取的各项对策及其影响尚需观察。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共释放流动性约8000亿元，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
公共投资的扩大，使一季度企业库存开始减少，钢材和铜的价格略有上扬，居民消费保持正常增长。总的来看，受美国居民储蓄率提高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中国政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因此着手制定和实施钢铁、汽车、纺织和装备制造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既着眼于解决企业当前存在的困难，又致力于产业的长远发展，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传导和性质 美国金融危机有一个累积过程，也存在前期特征。
受这两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出现大幅减速，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8%，比年初下降了3.8个百分点。中国的确享受了国际分工变化和凭借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冲击给中国带来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而漫长的调整进程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第二个渠道是资讯渠道。另一方面，努力扩大进口。
（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程度 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既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国际贸易环境。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及国内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中国经济界是有思想准备的。以四川为例，该省是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到省外务工的农民工总数高达1100万人（共有农民工2200万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农民工返乡现象，到1月10日为止已返乡的农民工达113万人。在1929年到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第一波之后，全球一度出现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和通胀局面，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被动的紧缩而再次见底，直到二战结束全球经济才走出阴影。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预计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2007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开始有所下降，10月之后股市已经从6124的历史高点急剧下滑。
财政收入不断下降但支出刚性全面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抓紧对这些重要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加快改革步伐的话，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现象。
因此，滞胀并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现在经济刚出现复苏的拐点。还有一部分虽然在沿海失去工作，但滞留在当地尚未返回。
有些机构预测到了2007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拐点，提出2008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外部震荡大于内部震荡的宏观局面，明确指出要在保增长和稳物价之间作出平衡，并且年初就着手布置研究扩大内需的课题。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农民工务农和进行技术培训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但从长期看需要及早从战略高度系统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
在两个循环中，前者影响后者，因为住房终端需求受前者影响更大。优先发展教育，正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继续促进教育公平和优化教育结构。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目前三个现象同时存在。
展望十年，如果处理不当，这场金融危机存在出现一波三折的潜在风险，一旦如此，金融危机经历的时间会比想象的还要长久，对此亦高度警觉和防范。二是几项宏观调控政策的碰头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减速作用。
外部需求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对待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态度和信任。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
面对各方面要求减税的压力，财政和税务部门出现了明显的惜税心态。总消费仍然保持正常增长，但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投资和出口开始出现下滑，江苏由于存在苏北相对欠发达地区出现的投资需求，受的影响相对轻微，但其它三省都感到明显异常。
第一，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复市场的信心尚需时间。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总的来看，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返乡呈现出的特点是：数量大幅增加，举家回乡的比重较高，年纪稍大的特别是四十岁以上返乡的比例较高。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金标准，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综合已有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以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正在承受比其他大国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面对可能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变化，市场已经做出了快速反应。
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各个国家曾一度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当时的危机深化，延长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
